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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徽作为警察职业与公权力的核心符号，通过符号赋能、程序可视化、价值认同绑定三个维度，为新型执法合法性（即 “法理 + 情理 + 社会认同” 的复合型合法性）提供具象化支撑，其建构路径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以符号权威锚定执法的法理合法性新型执法强调 “职权法定、程序正当”，警徽是执法权的可视化载体。一方面，警徽的规范佩戴，直接向执法对象与公众宣告 “执法者具备法定职权”，明确执法行为的权力来源是国家法律授权，而非个人意志，从源头确立执法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警徽的使用严格遵循《人民警察警徽使用管理规定》，其佩戴场景、款式规格的标准化，本身就是执法程序规范化的体现 —— 例如在治安调解、现场取证等环节，规范佩戴警徽的行为，能让公众直观感知执法的严肃性与合规性，强化对执法行为法理正当性的认同。
以身份标识消解执法对抗性，强化程序合法性新型执法的核心诉求之一是 **“柔性执法、减少冲突”**，警徽作为警察的职业身份标识，能发挥 “信任前置” 的作用。在执法现场，警徽的视觉辨识度可快速消除公众对 “执法者身份不明” 的顾虑，降低因身份质疑引发的执法阻力；同时，警徽所承载的 “执法为民” 职业内涵，会引导公众将执法行为与 “维护公共利益” 绑定，而非单纯的 “权力管控”。例如在社区治理、交通劝导等柔性执法场景中，佩戴警徽的民警更容易获得群众配合，这种配合本质上是公众对警徽背后程序合法性的隐性认可。
以价值共鸣建构执法的社会合法性新型执法合法性不仅需要法理支撑，更需要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警徽的设计元素（国徽、长城、松枝）与精神内涵（守护平安、服务人民），深度契合公众对 “公平正义、安全保障” 的价值期待。当警徽出现在灾害救援、反诈宣传、帮扶弱势群体等非执法场景时，其 “威慑属性” 被弱化，“服务属性” 被强化，公众会将这些正向行为与警徽符号深度绑定，形成 “警徽 = 安全与温暖” 的认知联想。这种价值共鸣，会转化为公众对警察执法行为的社会认同 —— 即便在一些存在争议的执法个案中，公众也会基于对警徽符号的正向认知，更倾向于相信执法行为的初衷是维护公共利益，从而提升执法的社会合法性。
以规范管理倒逼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自律警徽的佩戴与使用有严格的制度约束，违规佩戴、滥用警徽均需承担相应责任，这种约束本质上是对执法行为的 “合法性倒逼”。对民警而言，警徽的规范佩戴不仅是着装要求，更是一种职业警示 —— 它时刻提醒执法者，自身行为代表着警察队伍的整体形象，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履职。这种内在约束，能推动执法者自觉遵守法定程序、规范执法言行，减少违规执法、越权执法行为的发生；而执法行为的规范化，又会进一步提升公众对执法合法性的信任度，形成 “规范佩戴 — 合法执法 — 公众认同” 的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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